并且重申一定服从明朝政府的命令,这才获得了内部自治的许可权。
然而,葡萄牙人费尽周折获得的自治,也仅仅是适用于处理葡国人之间的矛盾。
如果涉及到华夏人的事务,葡萄牙方依旧无权干预。
明朝政府还曾拆毁葡萄牙人私设的炮台,还曾将葡萄牙人建的教堂改为中国的石碑,以此维护中国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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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备葡萄牙人通过澳门往内地渗透,明朝政府还专门在澳门与内陆接壤处设置了一座莲花茎关闸。
这座闸原本每月开放两次,后来改为每5日开放一次,不开放的时候便用6根封条加封。
从而杜绝了葡萄牙人与当地人过多接触的潜在隐患。
澳门的商业发展也是明朝政府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随着明代商品市场的发展,对外贸易成为明朝财政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而葡萄牙人高超的航海技术,无疑成为促进商贸发展的重要助力。
据史料记载,葡萄牙人租居澳门后,便以澳门为支点建立了多条国际贸易航线,做起了海上贸易中转生意。
他们将明朝的生丝和丝绸等商品通过澳门销往世界各地,再带回大量的白银充实明朝的国库。
这也促使澳门成为新兴的远东国际贸易中转港,并由此发展出一条海上丝绸之路。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澳门与各国间经贸往来不断。
明朝政府便以澳门为窗口,大力推销中国商品,终于让中国商品走向了世界的舞台。
以澳门为媒介,一条以澳门——果阿——里斯本为线路的贸易网络。
从16世纪下半叶起迅速运转起来,中国的货物以此为媒介,火热畅销欧亚大陆。
以欧洲学者的估算,在中国万历年间时,平均每年有价格四十万两白银的中国货物,会经过澳门运往印度,再转手倒卖到欧洲。
运往长崎的中国货物,每年价格更高达100万两。
每年从菲律宾输入澳门的银币,高达135万比索。
大量的白银以澳门为媒介,汹涌输入中国。
以加拿大学者贡德?弗兰克的形容,明朝中后期,全世界至少三分之一的白银都进入了中国。
这样的热潮,也带来了明代中国澳门的繁荣。
这个明代广东香山知县治下的“小港口”,却是十六至十七世纪,东亚海洋上的黄金港口。
更以其繁荣的贸易,支撑了明朝“隆万中兴”的辉煌。
如此“多赢”的成果,也堪称大航海时代,一个成功的治理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