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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1章 移忠作孝，诬良为盗（第2页）

这话明着听来，似乎并不敏感。

毕竟这是一个千年以来的政治正确。

自汉往后，历朝历代，都是如此自我标榜的。

远的说三国志，鲍勋上疏一口一个“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

其后的隋书，更有皇帝金口玉言“朕方以孝治天下，恐斯道废阙，故立五教以弘之。”

旧唐书上，李渤陈情亦是“伏以陛下孝治天下，稍垂恩宥。”

宋元就更不必说了，易简前、刘安世、李秉常、崔敬传，白纸黑字，动辄都是“陛下以孝治天下。”

哪怕到了本朝，这个说法都很是常见。

当初给两宫上徽号的时候，礼部行文都还是“皇上孝治天下，恭上圣母徽号在迩。”

对于正统王朝而言，这本身就是穿在身上的神圣金衣。

也只有司马家看到这几个字，才会节目效果十足。

否则，他朱翊钧，为何整天被称为君父？

但恰好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涉及到帝朝合法性来源，所以，向来是不允许讨论的。

其中最为敏感的地方，就在于，儒家体系中，皇帝是什么时候占据了“孝”顶点的生态位？

那就是自大一统之后！这是一次正统儒学的嬗变！

大一统之前的儒家，还很纯粹。

孟子曾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孔子亦曾云，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君对我好，我才会对君好。

如果君不好，那就别怪我诛独夫了——这就是朱翊钧此前考成学业，请人观礼的内容。

但自汉以后，这种后天形成的双向义务，逐渐演变成了天然的单向义务。

也就是所谓的雷霆雨露，俱是天恩。

这种臣子对君主绝对忠诚的概念，儒家是没有的。

好在自有大儒辩经。

儒家没有，法家有啊。

六经注我，经学必备——于是董仲舒便将法家的这一套，缝合进了儒家。

儒家理念下，称之为移孝作忠。

经学概念里，称其为外儒内法。

治国框架中，则称其为家国同构。